1984年的今天，80岁的邓小平，个人声望达到顶点

点击上方蓝字政经深读关注

给你有趣、深度的政经好文

1984年2月，邓小平视察厦门，在“鹭江”号游艇上，听取项南等省、市领导汇报。图｜CNSPHOTO

三四月间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，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、上海、大连、秦皇岛、烟台、青岛、连云港、南通、宁波、温州、福州、广州、湛江和北海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，扩大城市权限，给予外商投资者优惠。

座谈会形成的《纪要》，授权谷牧负责“监督、检查执行情况，并协调、仲裁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”。邓小平一再叮嘱他：搞好对外开放，关键是要用明白人，而不是糊涂人。

《纪要》甚至表示，允许特区发行货币。可见在经济发展方面，邓小平的态度如海纳百川，鼓励创新，允许试错。

座谈会后，4月25日，谷牧奉命去杭州，向正在那里休养的陈云汇报。

陈云说，座谈会纪要他认真看了两遍，他同意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，但对搞特区货币，他“考虑比较多”。他建议，货币发行权还是要集中到中央。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，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。“而两种货币并存，人民币的‘腿’会越来越短，特区货币的‘腿’会越来越长。因为，‘优币驱逐劣币’，是货币的客观规律。”

尽管如此，5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的《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》中，仍然写上了“发行特区货币”。

为此，成立了特区货币研究小组。初步设计的币样，跟港币有些像，是红色的，上面的头像不是毛泽东，也不是工农兵，而是炎黄二帝。但后来，因多位专家均认为“多币多弊”，反对发行特区货币，此事不了了之。

这件事，或许可以看作陈云对经济内行的一个例证。党内很多人都表示了对陈云人格的尊敬，称他正派、厚道。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曾讲述了这样一件事。1984年10月，他去中南海拜访陈云。陈云脸色苍白，看起来身体很弱，但一见他就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双手握着他的手，很激动地说：“我向你检讨，我向你检讨！”（他任江苏省领导时，陈云曾批评过他搞“小化肥”和种双季稻）又说：“你比我聪敏！”他想，陈云如果能到资本主义世界走走、看看，可能有些看法会不一样。

终其一生，陈云没有去过特区。不过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，陈云派秘书、后任国安部部长的许永跃去特区了解情况，还特意嘱咐说：“你去了之后，就说是我让你去的，你是代表我去的。”

1984年10月1日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活动上，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学生在走过天安门金水桥时，突然亮出“小平您好”的横幅。摄影｜王东

“清污”运动告一段落

1984年开年后，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场政治运动——“清除精神污染”运动逐渐淡化。因此，有“只搞了28天”（并非确数）之说。

年初，胡乔木的文章《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》发表，邓小平认为可以算作一个总结，运动可以告一段落。

邓小平大发脾气

开放14个沿海城市大功告成之时，邓小平所关注的第二件大事——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却遇到了障碍。5月25日这天，邓小平发了很大的脾气。

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始于1982年9月。邓小平为谈判明确设定了两年的期限，称到期达不成协议中国将单方面宣布决定。碰到邓小平开的“钢铁公司”，连撒切尔夫人这个铁娘子都当众栽了跟头。因此，压力之下，英方先是接受了中方的“主权问题不可谈判”前提，继而放弃了“以主权换治权”的要求。

时进1984年，双方的谈判又卡在了两个问题上：“九七”后中国政府是否在香港驻军、过渡期是否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。

5月，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，有香港记者问前国防部长、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耿飚：“香港老百姓怕驻军，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？”耿飚未多加考虑就答道：“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。”第二天，香港各大报立刻在头版头条作了报道。

5月25日上午，大会闭幕，邓小平会见参加两会的港澳代表和委员。会见之前，经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汇报，邓小平才得知此事。

会见时，五分钟的拍照时间过后，警卫人员按照惯例请红线外的记者退场。就在这时，邓小平突然说道：“你们香港记者留下来，我要讲几句话！”全场愕然。他说：“我要辟个谣。耿飚胡说八道！”随即声音提高了八度：“香港是中国的领土，为什么不能驻军？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！”

第二天，英方谈判团的首席代表、英国驻中国大使伊文思，紧急约见了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、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首席代表周南。

据周南回忆，那天伊文思紧张得说话都有点儿磕巴了。他说，听说昨天邓主任（邓当时兼任中顾委主任）的讲话引起了香港各界人士的巨大震动，英国政府也十分关切。周南说，我们已经谈了那么久，现在邓主任也发了脾气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妥协的余地。

“文王一怒安天下”，问题又一次迎刃而解。

剩下的最后一个难题，就是在回归前的十三年过渡时期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的问题。这是邓小平坚持的，但英方认为，这样势必造成两个权力中心，让香港政府成为“跛脚鸭”。双方一直协商未果。

当时已经是7月，距邓小平设定的两年期限，只剩两个月了。

桥牌大战

7月的北戴河，领导人半天工作，半天休假。

这年夏天，在北戴河进行了一场连续一周的桥牌大战。邓小平搭档聂卫平，对阵万里和北京友谊医院院长诸寿和，每天下午打，晚饭后接着打。

邓小平喜欢打桥牌和游泳。他常说：我还能打牌，证明脑子还够用；还能游泳，证明体力还可以，所以还可以工作。

在聂卫平看来，他的这位搭档叫牌偏冒，往往出人意料地打一个很大的约定，但最后证明大多数是可以打成的。他觉得他跟邓小平有一种缘分，他们都属龙，星座都是狮子座。在他眼里，狮子座的人都有一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，是能成就大事业的干才，但有时候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和优势。

那次的桥牌大战是一边倒的。万里有时候冒叫，邓小平抓住他这个特点，动不动就用四川话叫“加番”（术语叫“加倍”）。几天下来，万里和队友几乎没有赢过。聂卫平心下不忍，故意放水，让对方大赢一局。邓小平很不高兴地说，小聂，你创世界纪录了，还宕了六个!

一天下午，他们正在打牌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副组长进来请示中英谈判之事。聂卫平等马上知趣地回避了。

来者带来了中方谈判小组的建议：在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这个问题上，方式可以更灵活些。名字不叫委员会，改成小组；写清楚不干预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，只解决涉及香港平稳过渡的有关问题；小组在1997年回归之后再存在两年，以给英国人一点面子。

由于事关重大，7月27日，外交部长吴学谦和周南被召到北戴河汇报。邓小平稍微考虑了一下，说：可以！你们按照这个想法去争取实现突破。

三天后，最后突破的消息传到了北戴河。当天，邓小平连夜坐专列回到北京，第二天上午，会见了来北京会谈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·豪。当着中外记者的面，心情很好的邓小平开了一句玩笑：“我刚从北戴河回来。你们看我晒得很黑，快成非洲人了。大臣阁下，你也辛苦了！”

9月26日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《联合声明》在北京草签。离邓小平提出期限的日子，正好两年。

10月的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评论道：中英谈判像是一场双方比赛胆量的战斗，而英国方面首先败退下来。

开放才是硬道理

《决定》中最重要的是一句话：“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，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。”所有的政治智慧和划时代突破，都体现在这个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也许并不成立的等式里。

10月10日，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愉快地向客人介绍：“过几天我们就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，这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。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，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。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，其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。”

如果仔细观察邓小平这一年的各种谈话，就会发现，他说来说去，无非是两句话。从年头说到年尾，不厌其烦。

深度政经解读，欢迎关注转发！